文章认为：在当代中国，国家政策具有权威性和灵活性，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，深刻影响着法治建设进程。立法机关将某些国家政策引入法律法规之中，目的在于满足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灵活性需求。司法机关对于法律文本中的国家政策概念理解较为宽泛，大多数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都可能被识别为国家政策，并被裁判文书予以援引。在社会治理范畴，国家政策的灵活运用与法的稳定性之间存在张力，有必要明确国家政策制定权的性质，厘清国家政策的内涵与外延，避免国家政策的泛化与滥用。基于法律与政策关系的历史演变，应将制定国家政策的权力限定为行政权。相应地，法律实践中的国家政策应限定为有行政权的国家机关，为实现特定公共目标而制定的、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且能反复适用的规范或准则，此类国家政策以规范性文件为载体，其核心内容能够对社会公众的利益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。

一审：高思琼

二审：彭中礼

三审：刘  勇